图3  制造业PMI指数 4、进出口。

为什么有些传统制造业困难到生存不下去的境地？因为失去了为这些现代服务业提供代工和制造服务的资格。虽然单纯生产环节的产值占比并不代表强大的制造能力，而真正代表之制造业竞争力的技术水平、设计能力和品牌的价值含量在实际经济活动统计中未必表现制造业的产值，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制造业占比越低越好，比如英国制造业占其本国经济比重仅为8%，美国制造业占比11%，的确带来很多制造业外迁和相应的就业机会转移问题。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指标应更关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让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管理、数据、服务等软价值创造主体都可以独立发展，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不断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服务业一直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苹果和微软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吗？ 如果制造业生产环节产值占比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总体规模的萎缩，也不代表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是不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代表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呢？其实，很多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很重要，但真正代表制造业强大核心竞争力的并不是为生产环节提供配套服务的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我们仍然要一如既往地重视中国农业和制造业，但如果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确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仍然要把服务业占比的提高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因为服务业的比重提高不但不会削弱制造业，而且是技术进步、社会分工进步、产业升级的主要表现。而这些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产值的增加，而且其本身的产值增长远远超过农业，从而造成农业在GDP占比不断降低——农业在经济活动中比重的降低，反应的是技术和社会分工的进步。科学看待制造业占比降低和社会分工变化 滕 泰 最近有一篇前发改委官员的文章《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直到今天》引起较大社会共鸣，作者年勇先生认为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在GDP占比是11%，但如果算上美国那些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则美国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超过60%。

2019年，美国农业增加值达1692.08亿美元，占GDP比重0.79%。同样，虽然德国、日本制造业占比仅为20%左右，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其实都很强大。不能因为怕污染环境就拒绝经济增长，事实上，恰恰是经济增长会更加有利于环保。

假设这些钱都只是被政府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就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呢？恐怕也不行。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是对上负责，由上级选拔的，所以各级地方官员在这样的GDP增长锦标赛上为了胜出而会自己主动提高目标完成额，这样层层加码，最后落地实施时就容易出现GDP目标的浮夸风，也容易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鞭打快牛的棘轮效应：以前增长快的地方被要求保住高增长率甚至要有更高的增长率。一旦明确公布了GDP增长目标，所有的扩张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都会容易被批评为强刺激政策，被批评为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政府过度干预。而是要优化制定再分配的政策，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尽量在不伤害劳动积极性的条件下，帮助低收入群体，实现社会公平。

应该说这样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今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但是第一季度登记的失业率比去年同期反而是下降的。

刚刚过去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设定今年全年GDP增速的目标，这一变化引发了很多讨论。比如印度地方政府官员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当地GDP增速，而是选民的选票，所以官员们日常更加关注的是收税以及进行收入再分配，对于如何招商引资远远没有中国地方官员那么积极热情，包括对于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远远不像中国地方政府官员那样上心并且说干就干，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中国地方官员那样的体制权力去真正操作这样的事。再比如，为了政绩的可视化，官员更愿意在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上下功夫，而不是在软性政策制度等管理方面改善，对于基础阶段的教育的百年大计的扶持也经常不充分。至于失业人口与失业率的统计，挑战甚至更大。

三是收入不平等问题，重视增长但是轻视分配，导致由贫富差距带来的各类社会矛盾在加剧，影响社会稳定。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就要保证GDP增速目标不能定得过高，而合理的增速目标的制定依赖于对潜在增长率的判断，而后者需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国内外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做综合判断，对此我们国家的决策部门已经在相当长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判断经验。所以，即使单纯为了实现高速度经济增长，也需要控制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程度。二是低质量的粗放增长问题，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低，质量差，不耐用，甚至会危害生命健康安全。

比如，我们关于就业的统计单位一直没有精确到人时，而主要还是按人头计算，但是一个身兼数职并长期加班的工人与一个处于半工状态的工人相比，显然每周工作的小时数是不一样的。以上这些并不是想说明就业目标不重要，它当然是重要的宏观绩效指标之一。

而考核目标究竟是人头还是人时，对于被考核的官员来说会有非常不同的应对措施。第三条反对GDP增长目标的理由，是认为GDP增长数字可以造假，所以作为考核指标没有太大意义。

对于环保和能耗问题， 现在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个问题，促进了清洁能源和低能耗技术的研发，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产业，比如生态旅游业，新能源汽车，大健康产业等等都促进了GDP的增长，而且收入的提高本身也就会让消费者更加愿意为清洁美好的生活环境去付费，促进绿色发展的。改革需要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打破现有的显性和隐性规则，所以官员倡导改革容易得罪人，影响仕途。有很多令人信服的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收入分配特别不平等是会妨碍经济增长的。此外，由于我们国家的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强，户籍制度以及劳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都会增加每一个地区的就业人数的统计难度，另外自我雇佣的个体户以及农村人口的就业衡量也一直是难点。而且不明确宣布GDP增长目标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否认GDP增长率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如果GDP增速目标制定合理，理论上是可以给各级官员以改革压力，将能力不足、怠政不作为或者因为乱为导致决策重大失误的官员进行必要的惩罚，激励官员们去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请。

当短期经济下行时，地方政府具体执行时很有可能会以减少解雇为主。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问题呢？关于投资，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较低收入阶段，应该适当超前地进行长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这不仅可以帮助烫平短期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且也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并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当然，以新增的就业机会为目标，如果措施引导得当，会更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降低新企业进入门槛，降低企业的雇佣成本(诸如减轻五险一金的企业负担)，有利于创新与创业。这听上去似乎要比GDP增长更为民生考虑，但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保就业目标在实际中执行起来的效果究竟会怎样，防止走偏。

第一条反对理由，同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对官员考核的如果是过高的增速目标，那就会迫使官员采取过度的扩张性的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造成过度投资和资源错配。对于低质量产品的问题，经济学中的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老百姓会越来越重视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对于那些粗放方式生产出来的低质量的产品与服务的市场需求将越来越低，所以为了赚钱，市场竞争的压力也会逼迫企业去生产越来越高质量的产品，产品卖不出去的企业会被市场自动淘汰，与经济增长本身也可以是完全一致，互相促进的。

所以，比较理想的情形，除了根据发展阶段调整GDP增长的目标值以外，还应该考核相对长期一点的平均GDP增长率，比如三年或者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以避免地方政府追求短平快的强刺激政策。而采取经济刺激的政策，决策主体相对比较单一，决策过程也相对简单，执行起来更快更容易，对短期的GDP增加的效果也更加明显。比如当中央制定全国的GDP增长率目标之后，会具体分摊到各省与直辖市等地方政府的目标上，然后再进一步下放到次一级政府头上，通过各级政府根据这些目标制定工作计划与规划，最后出台具体政策办法去落实操作。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屡屡被批评，被认为是国进民退。

特别是在产业政策领域，一旦中央政府出台鼓励某些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各地政府就容易为了从这些优惠政策中得到更多好处，一窝蜂地涌入跟进投资，即使做砸了也可能推卸责任说只是为了积极响应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四是对保存历史文化问题，很多历史文化古迹和重要建筑因为要让位于经济建设而被毁坏和拆除。

我们当然要严厉防止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官员捏造GDP数字，虚假上报和发布。即使在正常经济状况下，若以增加就业为目标，也可能会在政策执行的时候更偏向于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延后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方向的转型升级，比如特朗普政府试图希望的让相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政策。

其次，只要相关配套措施引导的好，GDP增长目标其实与其他很多指标在内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当然，我们政府政策报告中不对外明确宣布GDP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在实际制定各种宏观与发展政策时不考虑GDP增长率，从技术上来说，没有GDP增长率目标假设，根本做不到对各种政策之间内部逻辑的协调。

这是政策宣布的修辞策略了。所以虽然的确要防止乱投资，但是我们的发展阶段还没有达到需要遏制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所以，综上所述，若论统计误差，就业方面统计指标或许要比GDP增长的指标还要大些。再者，在非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在对相关产业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时候，需要选择那些符合当地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不是乱拍脑袋或者一窝蜂地盲目跟进。

因为突发的全球疫情，需要优先保障民生和国民的生命健康，经济增长与之相比是次要目标。必须要有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才可以久远，而要促进后者就都需要有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尊重。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的保护，也是同样道理，古玩字画、历史建筑等等的市场价值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高，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博物馆展览等方式能带来现金流，增加GDP，而那些为短期GDP目标而破坏这些文化古迹的行为本身也并不符合长期GDP增长的目标。另外，从统计与核算的流程设计和技术操作上，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统计与核算的准确性和独立性，比如对调研过程进行网络跟踪，在线填报，尽量减少干预和中间数据修改的环节等等。

比如，为了彰显自己政绩的专属性，经常不再跟进由前任官员主导的但尚未完成的投资项目，而是另起炉灶，新开项目，导致了不少浪费与重复建设。这种担心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些具有内生制度原因。